赵氏兄弟祖上是名门之后。康熙年间，赵家第27代赵承恒由原籍安徽徽州休宁县迁至浙江归安县（现湖州一部分）。赵家祖宅清澜堂座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固守湖州两年多。1862年5月，城破被俘而殒。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湖州立祠堂，国史馆立传。赵景贤次子赵滨彦，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等职。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赵振开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轮到赵振开父亲赵济年，日子更加惨淡。他少年成为孤儿，不得不缀学外出闯荡，靠抄写文书糊口。因此，赵济年写得一笔好字。前些时，我为赵振开从网上购买的赵济年早年写给夫人的两封情书，让我亲眼所见了他俊秀的字体。而且，据人保公司退休员工回忆，赵济年一直有教导年轻人练习书法的习惯。1948年5月，赵济年、孙美利在上海成婚后，住在东华门地区的多福巷一个老式的院落里。随后，赵济年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并参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筹建，并成为公司办公室秘书。1949年8月2日，赵振开在东单附近的北京医院出生。赵济年实现了自己的孩子和新中国、新工作单位一同诞生的夙愿。与国同庆，与民同乐，赵济年溢于言表，据他早年的笔记所记：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
1951年，赵振先出生，取小名“宝宝”。哥俩相差两岁。小时候，赵振开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弟弟赵振先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他们的父亲赵济年为他们的成长记了许多笔记。赵振开在怀念父亲的文章中讲：我年幼时父亲很有耐心， 总陪我玩， 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 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同时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50年代末，随着人保公司停办国内业务，赵济年从阜外月坛北小街的人保宿舍的合居房搬到三不老胡同的政协宿舍，一家人生活在独门独户的居室里。每逢周日，赵振开和弟弟、妹妹仨人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赵振开后来记载：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 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有一年，赵济年单位的领导找到赵振开，说派出所来人调查，问起他父亲是否有一支钢笔手枪。赵振开这才想起，为吓唬弟弟，他声称他的钢笔是无声手枪，随手一挥，在弟弟床头墙上留下弹洞（那儿本来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没想到这恶作剧闹大了，传到了单位。1965年9月，赵振开考入北京四中高中部。回忆起在四中不到一年的学习生活，赵振开坦言说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1969年，赵振开在北京市六建当上了建筑工人。弟弟赵振先后来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妹妹赵珊珊随母亲孙美利去了河南信阳的银行五七干校，父亲赵济年去了湖北沙洋的农场。赵振先在《致母亲》一文中写道：还记得那一年你到五七干校到火车站去送你么，我以为再难见面，哭着问你何时候相见，你除了流泪什么都没说。后来我从内蒙古建设兵团逃出来到河南干校去看你，离你越近我的心都要跳出来，当你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我扑向你，为见到你我欣喜若狂，再也不想离开你。我又不能不离开你，我长大了，不能总在你的身边，我要像成人那样走向世界。1976年7月，留在湖北农场的赵珊珊为救落水的女孩，被急流卷走，年仅二十三岁。赵振开一直和妹妹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先后为妹妹写下的诗有《小木房的歌》、《黄昏：丁家滩》、《界限》、《安魂曲》等。
七十年代，白洋淀诗群出现。主要成员有根子(岳重)、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方含(孙康)、林莽(张建中)、宋海泉、戎雪兰、乔伊(潘青萍)、赵哲、杨桦、周陲、周舵、赵振先等，与白洋淀诗群往来密切的诗人有北岛（赵振开）、齐简、彭刚、马佳、江河、杨炼、严力、甘铁生、郑义、田晓青等。白洋淀诗群的诗人们的反抗意识更强烈，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持一种质疑和拒绝的态度。也就是那时，赵振开为姜世伟起名“芒克”，姜世伟为赵振开起名“北岛”。北岛自印了一本诗集后，蹿腾芒克也印一本。但芒克手里诗稿不多，还是赵振先从留存的手抄稿中找出了几首，包括《致渔家兄弟》、《白房子的烟》、《冻土地》、《路上的月亮》、《给》、《荒野》。还有别人收集的，再加上芒克现写的，也油印了一本，就是《心事》。1978年，《今天》创刊。赵振先在《未完成的篇章》一文中，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描述，“第二天当我再次经过西单的时候，我见到了第一期《今天》，封面让一些粗黑的道道竖着分隔开来，一看便知道是铁窗。” 对于北岛及《今天》诗人群体而言，“栅栏”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多年后，赵振先在《《今天》忆往》中讲：《今天》文学杂志并不是由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创办,这在中国确实近乎于神话,但它又不是大学生刊物,不是官方刊物,难道会从天上掉下来不成?当这份杂志一九七八年底张贴在北京西单街头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能解开这个谜.可我明白,这份杂志迟早会出现的,因为我曾置身在那道潜流之中。《今天》其实是从地下破土而出的一朵野花,由一些充满了反叛精神的青年文人所为,它横空出世,却由于种种原因过早地夭折了,像一个天赋过高的孩子,直到使他起死回生的那一天到来。话还要从老三届这一代人说起。在二十世纪中国,有一代人的经历非常特殊,他们从五十年代起走上充满美好憧憬的......那时，赵振先主要写小说，北岛主要写诗。在各种地下文学活动中，经常共同出现哥俩的身影。
1980年《今天》停刊。北岛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后来调到外文局的《中国报道》任文学编辑。参与创办《中国》文学期刊。1985年，北岛到昌平县任北京飞达(集团)公司任职。辞职后，北岛去了英国，在大学当访问学者。那一年5月，北岛去了国外。但他“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诗句，被人书写在挂在大街的床单上，可见其影响力。1990年，经过旅居瑞典等国的漂泊，北岛移居美国，曾任教于加州戴维斯大学，同年在北岛的主持下《今天》文学杂志在挪威复刊。直到2001年10月，北岛才回国为看望病父。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与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各国漂泊式生活。
当年《今天》杂志同仁郊游留影。从下往上，从左至右：江河、黄锐、赵振先、赵南、徐晓、周郿英、甘铁生、芒克、舒婷、北岛、陈延生。那个时期，赵振先先后在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国政协报》等单位混饭，娶妻生子，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闲时写写小说。后来，他逐步淡出了文学圈，甚至关闭了自己的博客。
2013年，他们的母亲孙美利去世。在我帮助他们处理后事结束后，在我家楼下的饭馆，我和赵振先交流，我劝他多多走动，有作品可以发表。他告送我手里有一部长篇小说，但目前还不愿拿出来发表。
就像诗歌与小说文体的分离一样，赵氏兄弟的地理距离也分割久远。随着北岛的名气、学识、交际、经济等的变化，这些明显的背景，在任何的家庭中，都会自然而然成为敏感的问题，触动若有若无的神经。哥俩的关系也随之渐行渐远。其实，早年里北岛的父母相对来说，是比较娇惯赵振先的，特别是父亲。因为北岛从小比较淘气，大了更是惹是生非，让父母提心吊胆。
随着他们父母的相继离去，这个家终于不在了。我记得赵振先在2003年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曾含泪读过一篇短文。他在母亲去世后，在《致母亲》一文中写道：人生在世就是这样分分合合，我和你分了合合了分，这样的分合乃是人的分合，还有比人的分合更重要的分合，那就是上帝和人的分合，在你生命最后的那段时间里一直在想着基督，为此你找到自己，这样的分合比我和你的分合更重要，有了基督你和上帝不再分而不合，你找到了迷失于分之中的自己。你高兴地对我说到基督家做客去了，我真为你高兴，谁能到基督家去做客呢，当然是你，你和圣母叫同样名字，基督能不请你去做客么。人毕竟是人，清官难断家务事。而面对死亡，一切都难以回避。几天前，我和蓝石等人在网上云喝，聊到蓝石正在拍摄有关阿坚的纪录片。许小飞知道我写过阿坚的一些文章，她问我：那你说说阿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一时哑口无言。蓝石打圆场：对于阿坚，我们一般不这样问问题。阿坚本名叫赵世坚，祖上是山东崂山的农民。1950年，他的父母考入东北冶金工业学校。1952年，毕业分配到冶金部下属铁矿科学研究院，担任一般工作人员，那个大院就在现在军博的对面。1955年，赵世坚出生。几乎和赵振开兄弟一样，赵世坚下面也有一个弟弟、妹妹。1958年，赵世民出生，他比赵世坚也小了不到三岁。那时一个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每个人的内心就如烧红的铁块，十分炽热。他们的父母作为山东人，保持着特有的朴实憨厚性格及朴素的革命热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赵世坚兄弟本应该有着一条正确的成长路径。我在《有着老炮和英雄情结的阿坚》中写道：阿坚是在大院里学雷锋的好学生，经常帮助锅炉房推煤车。阿坚在有色金属子弟小学上学时，在课堂上，坚持用右手捧着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阿坚发明的这个上课的姿势，一时曾被广泛推广。阿坚因此被评为海淀区小学唯一的“活学活用毛著积极分子”，与一百多大人一道四处作报告。这些，都是赵世坚后来难以言表，并有意回避的成长经历。当年赵世坚作为普通职员子弟，和同住一院的干部与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自然玩不到一起，倒不仅仅是生活条件、文化水平的差异。主要是赵世坚的父亲，在文革时是抢班夺权的造反派，把知识分子家庭的父亲给打倒了。走资派、臭老九的孩子，怎么好意思和根红苗正的赵世坚一起过家家。而大院里的小流氓又不带上进的赵世坚玩，甚至他经常受欺负，因此，赵世坚的童年是孤独和不自信的。据初中同学肖长春讲，有一次，班里的老大在课堂上欺负一女同学，作为班干部的赵世坚，仗着自己的身高，勇敢地打了老大一拳。那是见到赵世坚少有的反抗，尽管赵世坚事后也很害怕，放学抄近道回的家。也就是说日后赵世坚崇尚英雄、同情弱势的情怀，是和早年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血脉遗传。赵世坚一直彰显着反对权威、拒绝合作的姿态，这和他小时经常挨父亲揍，缺少父爱有关。赵世坚的父亲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对赵世坚拳脚相加，且经常是在弟弟妹妹面前打他。本来是农民的手掌，再加上敲矿石的手掌，那力量可想而知。有一次，赵世坚要反抗了，离家出走，但胆小的赵世坚连大院都没敢出去，只是在他家楼下的菜棚里，窝在柳条筐里睡了一觉。
尽管如此，赵世坚、赵世民兄弟在学校都是积极分子，班干部。比较听话、聪明的赵世民，甚至一直是小学班里的班长。1976年，赵世坚初中毕业。在特种工艺机械制造厂当工人，这是他人生的转折。在工厂里，他结识了师傅陈嘉曜，他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他身上带有北京大院文化特有的带头大哥的气质，属于真正的老炮。赵世坚通过陈嘉曜，认识了其弟弟陈嘉映，因为赵世坚个高，走路快，他们管他叫“大踏”。可以说，在这些老炮的感召和栽培下，赵世坚开始接触外国文学、艺术、哲学等，当然也有另类思考的启蒙。赵世坚似乎是从那时起，脑洞大开。原来，干革命，还需要有文化支撑；泡姑娘，会唱《冰凉的小手》才好使。紧接着，四五运动来临。赵世坚成长的胸腔里，刚刚获得激昂澎湃的旋律，便一下顺势找到了历史的舞台，成为时代的英雄。赵世坚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觉得兴奋和好玩。4月5日早上6点多，赵世坚又来到广场，发现广场上的花圈已被清理，广场上冷冷清清。这时有一队中学生又扛来一个小花圈，被人们摆到纪念碑的台阶上。赵世坚仗着身高和力气，关键还有出风头的欲望驱使，奋勇当先，用攀岩的动作，踩着浮雕中烈士像的肩膀，连勾扒带悬体援撑，爬到了浮雕的顶部窄窄的平台上，小心翼翼地哈腰接过下面的人群递上来的花圈，摆在正中间。高高在上的赵世坚并没有马上下来，此时，几百年来的革命先烈群像都在他的脚下，他有点提刀四顾，踌躇满志，俯视前面的天安门已然那么小，底下的人群都变小了。他享受着底下一片掌声、欢呼声，当然少不了相机快门的卡卡声，要不是下面有人提醒“雷子”（便衣警察）的拍照，他还要再风光一会儿。赵世坚应是纪念碑有史以来仅有几个在那个位置上落过脚印的人。赵世坚凭着这一身姿，一下成了广场上的大英雄。人们邀请他一起加入去大会堂的队列，他稀里糊涂地成了第一排的人。他们手挽着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必死的决心。摄影家吴鹏拍下的这一场景的照片，成为了四五运动的代表镜头，赵世坚也一下载入了历史画面。历史不会忘记这5个人：陈子明、王维衍、孙庆柱、侯玉良、赵世坚。广场东侧的指挥部小楼外包围了几层士兵的人墙，外面是情绪激动的人群。这五个人作为谈判代表连爬带攀地从人群顶上挤进去，来到一位 “首长”面前。也就是说，赵世坚多少有点踩着别人肩膀，登上了历史舞台。爱出风头的赵世坚其实胆子很小，也很有策略。许多人并看不出那张著名的照片上他的模样，因为他当时还有意戴着一副眼镜。不仅如此，当时他还没忘了离开广场时换了身衣服，回到工厂划上当天的考勤，这些还真管用，以致事后许多人被捕入狱，他却逍遥法外，只是受到了内部审查和劳动教育。好在那会儿也没有摄像头，否则他这样的重犯怎能逃脱。那时，赵世坚大了，父亲打不动他了。但动不动就与赵世坚闹决裂，父子关系像拉锁一样的频繁开合。因赵世坚参加四五运动，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父亲宣布与他断绝父子关系。不久，四五运动平反，工厂销毁了赵世坚的罪证材料，他成了英雄。拥护中央英明决策的父亲又在家设宴，欢迎英雄凯旋。恢复高考后，赵世坚考入了首都师范大学，可谓风光无限。
赵世坚一入学，就忙着给同学做英雄事迹的报告。他在台上心猿意马，总是瞟着台下漂亮的女同学。他那时春风得意，风度翩翩。在众多追求者当中，有个微胖朴素的女孩，入了赵世坚的法眼。她是一著名哲学家的女儿。女孩为能和阿坚一起留在北京，毕业时去了北京郊区房山中学任教。一次，赵世坚从城里骑自行车去看她。女孩站在校门口，终于盼到了赵世坚。远远望去，赵世坚满头大汗，摇摇晃晃，累的够呛，让人心疼。但到跟前才看见，原来车座后还坐着一位年轻姑娘，原来他是顺路带另一个姑娘来玩。在赵世坚在玉渊潭中学教语文的时候，赵世民刚刚毕业，他考到了西北政法学院，读法学哲学。1984年被分配到武汉的第二炮兵学院，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员。他实在无法忍受在异乡的工作，通过关系，终于调回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一开始，还是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员。但他后来不用心教正科，偏离马克思主义，创新推出《哲学原理》、《汉字源流》、《音乐评论写作》、《老子庄子哲学》、《莎士比亚戏剧赏析》等课程。赵世民是中央音乐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人文教师，但最终，他却被校领导勒令停课。
回到北京后，赵世民如久旱逢甘雨，受哥哥影响，开始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一路狂奔，哥俩甚至还自印了一本文学期刊，叫《青果》。那时，赵世坚已叫阿坚，在他早期的诗里，还可以发现有“青春”一词。80年代，是焕发诗歌的年代。和阿坚自小住在一院的邹静之，文革后从东北兵团回到北京，到诗刊社当了编辑。而此时的阿坚早已辞职在家，生活散淡。有意思的是，邹静之身为工程师的父亲，此时又成了大院的领导，而阿坚的父亲又干起了普通职员的老本行，似乎一切都回归了初始。进入80年代末，由于邹静之与阿坚都热衷写诗，两人终于有了共同语言，邹静之还推荐阿坚参加了诗刊社的青春诗会。那时每星期，阿坚和弟弟赵世民都会在邹静之的皂君庙的家聚会，喝上一碗邹静之夫人做的羊汤，再喝几口二锅头白酒，一同浪诗唱歌剧，我就是那时认识的赵氏兄弟。那时的阿坚，正处于容光焕发，在网上有个他的简介描述：爱较劲似乎是中国最早这帮户外“老炮”的“通病”。走长城、漂黄河、渡海峡、过沙漠，凡事迫不及待，唯恐别人（特别是外国人）抢自己头了去。只进不退，所以能健在当属不易。阿坚年轻时也事事争先，但不同之处是，他的爱好过于广泛。诗歌、小说、游记，著作等腰（身长一米九，腰比别人高）；轮滑、拳击、游泳拿过名次；烹饪取各家之长，开辟独到口味，数次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聘为后勤总厨（也叫伙夫）……其实，那时阿坚还给崔健当过跑堂的。阿坚的旅行也是非常人可比：他从四条路线六次入藏；骑车从北京去过新疆；徒步从古北口沿长城走山海关。他宣称玩儿就得玩儿别人没玩儿过的。后来阿坚玩起所谓“后小组”、“后旅行”，带着一群穷哥们，坐绿皮车，住小旅社，到偏僻小镇，打着各种花样名号地旅行，有“沉默之旅”、“赤足之旅”、“三轮车之旅”、“马拉松之旅”、“抄老家之旅”、“增肥之旅”……阿坚有次让我出个玩法，我说：“不喝酒之旅”，阿坚坚决地拒绝了，什么都行，但他每天离不开啤酒，“啤酒主义”大旗不倒。
阿坚前前后后玩了四十年，总有玩腻的时候吧？没有，近年，他又开始玩寻找中国的三省交界；转各地老教堂；转各地废弃监狱；转各地古塔；转北京郊区废村，一点不得闲。在写诗还可以呼风唤雨的时代，阿坚的诗人做派和另类生活倒是吸引了不少女文青。甚至北大的高材生也会为他投怀送抱，阿坚的第一位夫人就是出身北大，和阿坚分手后，嫁给了阿坚的同学，一家餐饮企业的老板，如今已是好几个孩子的妈了，而且是获奖的知名作家。阿坚现在的媳妇原来是阿坚的小保姆，比阿坚小20来岁，小学没毕业。阿坚在她扫地做饭之余，教她“写诗”，小保姆说“你坏”，就这样搞到了一起。后来的故事，一发不可收拾，我以前在文章里都写过。阿坚后来出版了一本纪实小说《美人册》，也就是他的风流韵事史记录。赵世民身在音乐学院，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一点没有闲着。我认识他那会儿，他刚和一位医生离了婚。赵世民的长相、个头和谈吐比阿坚更胜一筹，再加上在音乐学院宿舍有两居室的房子。因此，学校里不少女学生被其所吸引、迷惑。他经常带不同的女学生到我家聚会，吹拉弹唱，无所不有。他有时也给单身的我和简宁介绍过，但我们都没有看上。我总抱怨他，把长得好的全窃为己有，霸占着不撒手。在赵世民众多的女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来自西安微胖的女孩，唱歌剧专业的，毕业后留在北京，在西城派出所当了户籍警。赵世民后来和一文化报记者结婚又离婚，再往后可能还有什么变故，就不清楚了，那时我们已经来往少了。据阿坚说，他现在是和西安的一位有孩子的钢琴家结婚了，应该是踏实了。阿坚的诗如人朴素，属于口语，也如阿坚的生活。在我最初见到阿坚的时候，他一点不像个诗人。印象他总是穿着蓝制服，戴着白色的线织手套，骑着自行车，一副工人的样子，让我联想到当年北岛在建筑工地搬砖的样子。阿坚那时的生活充满传奇色彩：波西米亚时尚，俄罗斯情结。当然另类的阿坚，自信也虚荣，那是来自他骨子里的英雄主义。阿坚的老朋友，也是人生导师陈嘉映对阿坚的认识可以说入木三分。他在为阿坚《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一书的序中写道：大踏是作家，但我有时把他看作“半作家”，他的写作跟他怎么生活连得很紧，你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有意思没意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你看来他那种生活内容有意思没意思。大多数作家，典型的作家，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几乎不知道莎士比亚或曹雪芹怎么过日子，甚至有人怀疑根本没有其人。身边人里，例如刚得诺贝尔奖的莫言，也很难从他的写作看到他怎么过日子。他和我关于怎样写作的争论，编织在两种不同的生活里，编织在对生活的不同态度里；这些不同，复又编织在让这些相异之处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如果不是共处在这个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争？但要从怎样写作，一直聊到他和我的共同世界，那得聊到什么时候？阿坚善交朋友，但他很少和诗歌界的“名人”和商界的“有钱人”交往，除了陈嘉映这个著名的哲学家例外。阿坚几乎拒绝一切行为准则正常的文化人，有如拒绝成功。他总是习惯和自己同甘共苦、平起平坐的人厮守，和一些边缘的、落魄的小兄弟为伍，像小招、无聊人、曾德旷、孙民、方兴邦等。其实，百无聊赖的狗子也可以算在其内，阿坚也是他的三座大山之一。在他们面前，阿坚可以找到领袖和教父的味道，但那是就像他一直坚持在腌臜小馆吃饭的味道。小招的死，可以算是对阿坚的打击，尽管他见过死。管党生骂他是同性恋，何勇骂他是杀人犯，张弛骂他是教唆犯，阿坚也不往心里去。他总是说：小招是替我受苦，替我去死的。与其相反，赵世民是选择性交友和稳定的生活。当年赵氏兄弟经常一同来我家吃饭，赵世民还给我介绍购买旧书店的《李渔全集》、《中国著名土特产名录》等书。说到我这个所谓“高大师”的绰号，还是由赵世民叫起的。那时，我们管他叫“大碗儿”，他有一次在饭局上一时兴起，给身边的朋友安排名号:陈嘉映是“陈教授”、邹静之是“之大爷”、简宁是“简天才”、贺中是“贺老爷”……赵世民后来一直在文字及音乐方面做研究，在出版《汉字悟语》后，他在《精品购物指南》报开了一个专栏叫“赵老师课堂”。随后，他又出版了《与大师面对面》。甚至他的宏大规划是要出版《赵世民大辞典》。后来，赵世民跑到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过《探秘中国汉字》，他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化中国》的主讲专家，主讲过《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真正成为了名人。作为“汉字基因学创始人”，近年他又变成“音乐治疗师”，为众生开出一剂养生保健的“艺术处方”。他在《揭秘艺术医疗》一书中，用说文解字方式剖析：乐(乐)加草字头就是“药”，它表示的含义是：第一，药的目的是给人带来快乐、去除痛苦；第二，乐，乐舞，就是艺术本身也是药；古代的“毉(医)”这个字，巫在古代既掌管人与神间的沟通，也掌管艺术！在日常接触中，能言善辩的赵世民，有时多少给人一种油腔滑调的感觉。再加上他的高谈阔论、做事高调，也会让人敬而远之。就连阿坚的妹妹，对阿坚也是更加崇拜一些。我为写这篇文章，我特意打电话给在西安的赵世民，他也终于使上了手机。我矫情地说，你现在牛逼大了，也不理我们了。他如法炮制回击：是你们不理我了。阿坚尽管与赵世民做事风格不一，认为赵世民有些想法幼稚俗气。但这些年，阿坚一直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一直和父母没有来往，赵世民为家、为阿坚救济了许多，付出了许多。陈嘉映说阿坚是“和时代抬杠”，属于“小折腾、小颓废、小反抗”。我说阿坚就是瞎玩闹，而且是身体力行的玩。一直闲不住的他，肺炎时期又给各路人马组织答题，他还特意把答题打印出来，摆在郊区的废墟上，号称“疫情大草台”，对抗张弛花天酒地的“啤酒花艺术节”。现在，阿坚热衷于在酒桌上写烟盒诗，我在新近一篇评论阿坚诗作轨迹一文中指出：阿坚在酒桌上的“诗歌写作”，如逢场作戏一般，他不再是绞尽脑汁以找到恰当的词汇，更不会依仗自己独有的诗歌谱系，忠于超越语言的效应。他用及时行乐的狂欢，表达貌似同流合污的堕落，践行对世俗祛魅社会的终极反抗，说到底，还是一种英雄迟暮落魄的悲剧情怀。
前几天，阿坚又约我到石景山的大西部吃饭，他又到烟铺找来空纸盒，在上面为西局的四大美女写些无关痛痒的话，让我用手机拍照发给她们。我看见他忙活半天，直起腰板，环幕四望的瞬间，我想到了一句歌词：“我要飞飞到遥远的地方，看一看，这世界还是一片凄凉”。说来很巧，诗人赵健雄是阿坚的老朋友，同时也是《今天》陈迈平的好哥们。阿坚当年在和崔健混时，也接触过赵健伟。阿坚前几年写了一部6、7万字的《朋友词典》。在“z”部分的赵健雄，如下:赵健雄（1949—）上海出生，编辑，作家，笔名方竹。1986年我与吴沫骑车去新疆路过呼和浩特，因其原乌盟插队伙伴陈迈平介，在其宅食宿，西行前其又介包头师专的杨挺。其在《草原》杂志，倾力推出我诗七八次，错爱多年。其眼镜，前秃，教授相，那年夏在京怒叱军人，筋突嗓哑。后居杭州拱宸桥（老红灯区），闲时不问花柳却专注摇滚，为高龄发烧友，亦在其报编发惹人痛痒篇章，杂文是砸文。其在内蒙练酒伤肝，与后小组聚杭时仍选水浒酒楼把酒抒义。著作多，尤《中国美院外传》为百年历史备案。赵健雄的内蒙老诗友张天男在《从拾酒楼到风雨鸡鸣楼——赵健雄和他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长文中也有对赵健雄的描述：赵健雄，诗人，笔名方竹,早年流落内蒙,后拂袖渡江，隐杭州。八十年代创办《草原.北中国诗卷》,各路豪杰,望旗而至,不才如我,亦蒙召唤。言少思深,善饮,不轻露,善烹美食,亦不轻露。家三口,均属牛。
1949年，赵健雄在上海出生，和北岛同岁。他小名三毛。他的远祖可能要追溯到今天的甘肃一带，可见他身上的北方气概有着渊源。父亲是浙江湖州人，母亲是宁波人。作为父辈浙江湖州人，赵健雄可以算是北岛的老乡。而同是祖籍湖州的画家赵延年、戏剧家赵川都是北岛的亲戚。赵健雄自小在上海长大，他所就读的新沪中学，前身叫中正中学，名誉校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蒋介石。上海红色风暴席卷了赵健雄的作家梦想。1969年，他作为上海知青，远赴内蒙古插队。下乡到兴和县二台子公社，当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三年后抽调到乌盟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在兴和县实验学校教书，半年后进了宣传队，并且当上了宣传队队长。在广阔天地里，他遥望星空，遣词造句。据张天男回忆：他独自一人住在蒙专院内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冬天很冷，墙根儿下一溜大白菜冻得抱成一团，他却浑然不觉，一边搓手，一边连说“不冷的、不冷的”。赵健雄也曾说：“我这一生，半是南人, 半是北人，南北的东西全都融化在血液里。”
1976年，北京爆发“四五”运动，赵健雄在内蒙遥相呼应。他写了一组悼念周恩来的诗，在呼和浩特新华广场传诵一时。
赵健雄插队时的旧友陈迈平，考到北京上大学，结识了北岛等人，卷入《今天》的活动。经他介绍，赵健雄来到北京结识了北岛、芒克，并在《今天》上发表两篇小说。他把文学的火种带回内蒙，《今天》在内蒙传阅。
1981年，赵健雄调入《乌兰察布报》，负责编辑副刊。后进入内蒙古师大文学研究班读书。
赵健雄有个笔名叫方竹。方竹者，“因其纤细，使人不容易注意那棱角”。按他自己的解释：“实在我胸中也是有这么一根竹子的，难折难挠，尤其时世艰巨时，它便粗壮起来，支撑我的肩头，也难免挫伤我的皮肉。外方内圆的此物自然不像外圆内方的孔方兄滑顺，但卓然有节，即使弄一段放在案上，无须雕饰，便可成艺术品。”由于赵健雄的住宅门牌号为19号，他以其谐音及好饮酒，给自己的书斋取名“拾酒楼”，“石久”也为他另一笔名。
赵健雄与万之合影
1984年，赵健雄走出校门，在内蒙古文联《草原》杂志社任编辑。历任《草原》杂志诗歌组长、编辑部主任。1986年2月，在赵健雄、尚贵荣主持下，《草原》推出第1期《北中国诗卷》，发表江河《诗五首》、廖亦武《大循环》、何小竹《鬼城》、海子诗剧《遗址》、石光华《属于北方的》，以及北岛所译《伊迪丝•索德格朗诗选》。影响极大，一时呼市成为诗歌重镇。1991年，赵健雄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告别奋斗22年的内蒙古，调到杭州，在浙江省轻工业学校教书。南归前，赵健雄在一篇诗评里总结自己离开内蒙的心境：自1985年起，内蒙古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或许是这块土地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局面：诗歌社团林立，诗歌报刊时有问世，有一定影响的青年诗人不断出现。所有这些，组成了自治区诗坛上蔚为壮观的景象，加上依然富有创造力的中老年诗人，使近几年来内蒙古成为一块被许多内地同行羡慕的诗之圣地，这是我们可以自豪的。赵健雄一下从北方风雪交加的大草原，来到烟雨蒙蒙的水乡。他在这里春风化雨，与同在中学当老师的姑娘结婚，并生有一子。2003年，已经退休多年的他，聘任《西湖》杂志副主编。四下为哥们张喽投稿，阿坚、狗子也在那里换了不少米钱。赵健雄从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明天的雪》、《最后的雨》，随笔集《糊涂人生》、《天下零食》、《拾酒楼醉语》、《当代流行语》、《都有病》、《金匮问道》、《纵情声色》、《乱话三千》、《浊世清心》、《危言警语》、《吃相》、《姑妄言之》、《白相经》等十余种。近年有文化专著《中国传统石雕》、《时代的颜色：中国美院外传》等出版。未能出版的著作尚有《文革辞典》、《灵感深处闹革命》、《一个红卫兵的前世今生》等。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会伴随着阵痛。赵健雄在散文《谈病说医》中说：历来的说法，是男人应当不怕疼，这在许多地方甚至成为一种文化与传统，其实疼痛是当身体已经与可能遭遇伤害时，大脑发出的强烈警告。我们不该忽视，也没有必要逞能。一旦身体哪个部位疼痛，一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这种时候，单纯的止痛并不见得有好处，聪明的办法应当是遵遁身体的指示，或者放下手头的工作休息，或者更一步检查并治疗。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发展出来的无疼文化，布兰德很不以为然，他根据自己医治麻疯病的经验，认识到疼痛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好的馈赠之一。在了解和熟悉了他有关的研究与结论之后，我再也不会为身体的疼痛感到羞愧，这是大脑的一种特殊语言，让每一个男人都学会心存感激地倾听它！
晚年赵健雄
据狗子介绍，赵健雄现在一直比较赋闲，有时出去参加笔会，游山玩水。赵健雄从《草原》到《西湖》，是一种什么心路历程，有些人总是怀疑他是否后悔当初南迁的决策。赵健雄自己说：但时过境迁，不免会问：这种努力放到今天还有意义吗？在新一代《草原》人身上，我找到某种答案。看他们仍不问西东、不挠不折地努力，终究觉得欣慰。历史就是这样，很多柴薪，只留下一点灰烬，甚至什么也留不下，然而只要燃烧过了，也便足矣。
赵健伟
1957年，赵健伟出生，他比哥哥整整小了8岁。按阿坚说法，他属于“眼大肤白”。1974年，赵建伟中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1982年，赵建伟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精通音律学，擅长小提琴。大学毕业后，赵建伟来到北京。1988年，担任《中国音乐报》记者、编辑。在采访崔健过程中，与其结缘，经常和崔健乐队混，担任崔健演出的文学策划。甚至赵健伟的妻子，也是通过崔健演唱会而认识的，女孩是一位河南画家。
1992年，赵建伟出版了《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中国摇滚备忘录》，轰动一时。该书被评为1993年度中国十大畅销书，影响深远。在该书中，赵以崔健团队曾经的工作人员和一个艺术评论家的身份，描摹出崔健从童年到成名后的诸多经历，并以狂狷不羁的文字，对摇滚乐的源流、现状及前景做了大篇幅阐述。整本书对崔健充满赞誉之词，也提到了崔健和各色人等的矛盾冲突。但，万万想不到是，崔健对此书并不认可。在当年底将赵建伟告上法庭，赵健伟最终落败，法院认定，此书未经许可使用大量崔健的照片，侵犯了他的肖像权。“我看出了这本书里的虚伪……我不在乎他夸我有多少。”1993年初，崔健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会努力打赢这场官司。“如果我最后打输了，人们也会知道，这本书不是我喜欢的，不是我要说出来的话……你没有权利硬把我安成一个西方摇滚乐在中国的影子”。另外一个原因是：“你要是我的朋友，怎么写完东西不告诉我？”崔健确实跟赵健伟打过招呼，要先看一下书稿。但赵健伟没给。原因是：不想让崔健的意见影响到他想要写的内容。“如果崔健说：不许出，或者说你要怎么改，那我就被动了。”1993年，赵建伟担任《中国百老汇杂志》编辑部主任。1995年，担任《中国社会报》的《中华家庭专刊》执行主编。
2004年，赵建伟出版《教育病》一书，该书对现今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弊端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该书被评为中国最具影响的十本教育书籍之一。赵建伟作为独立撰稿人，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笔》、《北京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数百篇。其中多篇文章被《读者》、《杂文选刊》、《作家文摘》等选登。如《汉武帝定律》、《谎言下的鸦片战争》、《“囚徒疑难”论的当代启示》、《次贷危机与道德经》、《斯大林与莫扎特》等多篇文章分别入选《2009年中国杂文年选》、《2009年中国杂文精选》、《2009年中国最佳杂文》。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把欣赏歌剧与奥运激情混为一谈，也不能把聆听《今夜无人入睡》与观赏刘翔的百米冲刺视为相似的激情宣泄，更不能把“中国不高兴”般的民族情绪发泄到一部古典歌剧上去。这样的演绎和误读，不仅会使普契尼的在天之灵蒙受羞辱，也会使原本艺术的、高雅的歌剧沦为广场上的激情秧歌或大众舞厅里的摇摆舞。
阿坚说，赵健伟也写诗，但偏古典，且不像文章风格，没有语言暴力。阿坚还为我写诗介绍他：狗子知道我在写此文，告送我，摇滚圈还有赵牧阳（羊）、赵牧牛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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